該文件一經公布便受到光伏行業人士的廣泛關注，但更多的行業人員則是對相關要求能否執行到位持保留態度，甚至全網光伏人都在“替”國家能源局收集相關案例。
某行業人士表示，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在今年2月印發了一份相關文件，要求優先支持鏈主企業參與相應規模新能源項目開發。產業項目投資達到1億元，支持開發5萬千瓦風電項目,并以此類推;投資達到5億元的產業項目,可支持開發30萬千瓦風電項目，光伏則參照協商執行。
事實上，早在十年之前國內光伏電站剛起步之時，國家能源局就已經印發了相關文件明確表示嚴禁增加企業負擔的行為。在2014年國家能源局印發的《關于規范光伏電站投資開發秩序的通知》中，明確提出“在配置光伏電站資源和項目備案環節，不得向企業收取國家法律法規之外的任何費用，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企業攤派與項目建設無關的任何費用，實行招標等競爭性方式配置光伏電站資源的，不得以資源使用費等作為競爭條件。”
彼時，光伏電站在補貼限制之下指標審批權限統歸于國家級主管部門，加之電站建設成本高企、行業規模小、競爭度低，產業配套僅零星存在。但進入“十四五”后，隨著審批管理權限下放至各省市主管部門以及項目開發端的競爭加劇，產業配套之風逐步蔓延至全國。從配套消納負荷、產業鏈到建學校、供暖，再到引進外資甚至捐款、鄉村振興等直接“要”錢，花樣百出之下，飆升的非技術成本使得開發企業苦不堪言。
自2021年以來，云南、廣西、湖北、貴州、寧夏、安徽等省份均提出了產業配套的要求，截止到目前為止，粗略統計之下全國已有22省、28市縣提出了不同類型的產業配套或限制附加收益的要求，投資金額基本以億元為起步，個別地市甚至達到百億元。
從上表可以看到的是，從省級到市縣，從集中式到分布式，從明確的產業配套到競爭優選的評分占比，地方政府的產業配套要求幾乎已經形成全覆蓋。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僅僅是公開可查的一部分強制產業配套要求，更多的則是以“優先”、“鼓勵”等字眼或者口頭通知等方式要求產業配套，參與的投資企業可謂是申訴無門。
此前，有行業人士曾告訴筆者，在西南某地的新能源與鄉村振興推進會上，相關常委領導明確要求新能源企業按3分/度電繳納鄉村振興基金，并簽訂承諾書，不得申請仲裁和上述，更是直言“歡迎新能源企業挑戰政府決心和底線，挑戰XXX萬人民。”
面對從幾百萬上升到百億的畸形產業配套要求，國家能源局、國家發改委曾屢次發文明確禁止，各省級能源主管部門在風、光項目管理辦法中也明確嚴禁將產業配套作為項目開發門檻。
例如在去年5月印發的《關于促進新時代新能源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方案》中，明確表示規范新能源產業發展秩序，遏制低水平項目盲目發展，及時糾正違反公平競爭的做法。
去年12月，在國家能源局下發的《光伏發電開發建設管理辦法》中明確：各級能源主管部門要優化營商環境，規范開發建設秩序，不得將強制配套產業或投資、違規收取項目保證金等作為項目開發建設的門檻。
去年8月，工信部、市監總局、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的《關于促進光伏產業鏈供應鏈協同發展的通知》中也提出在光伏發電項目開發建設中，不得強制要求配套產業投資的要求。
在不斷的糾偏過程中，部分地市新能源產業配套情況出現了明顯改善。例如云南硯山縣100億元的產業配套要求被取消，云南廣南縣屋頂分布式光伏開發招標項目因違法違規被叫停，河南商丘市產業配套要求被撤銷等等。
盡管國家能源局三令五申嚴禁產業配套，但隨著審批權限下放至省市主管部門，其對項目管理權限的沖突便難以避免。有行業人士表示，“目前絕大部分省級風、光管理辦法是嚴禁產業配套的，但由于項目申報甚至審批權限下發至市縣，部分地區明確表示不滿足產業配套要求便不予上報或審批。”
對于走到今天的光伏行業而言，從高昂補貼到平價上網乃至于主力電源的定位離不開國家、各省市地方政府長久以來的支持。站在當前產能過剩的行業論調之上，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更重要的是以資源為基點拓展出長遠、高效、協同的發展路徑，而非毫無規劃甚至掠奪式的攫取新能源的發展紅利。
面對國家能源局新一輪對產業配套的高壓整治，既抱有期望卻也保留看法或許是行業人士最真實的寫照。
來源：光伏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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